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
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裴徊。
草不謝榮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
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日出入行》原文賞析
四運：一年四季。溟涬：這裏指元氣。同科：同類。【簡析】：
漢樂府《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篇，是寫太陽升落無窮而人生短促，希望乘著六龍成仙升天的。李白這首詩反駁這種論調，說太陽的運行是自然的，四時的變化是自然的，人是要死的，“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根本否認六龍禦日一類說法，包含著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
漢代樂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詠嘆的是太陽出入無窮，而人的生命有限，於是幻想騎上六龍成仙上天。李白的這首擬作一反其意，認為日出日落、四時變化，都是自然規律的表現，而人是不能違背和超脫自然規律的，只有委順它、適應它，同自然融為一體，這才符合天理人情。這種思想，表現出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光彩。
詩凡三換韻，作者抒情言誌也隨著韻腳的變換而逐漸推進、深化。前六句，從太陽的東升西落說起，古代神話講，羲和每日趕了六條龍載上太陽神在天空中從東到西行駛。然而李白卻認為，太陽每天從東升起，“歷天”而西落，這是其本身的規律而不是什麽“神”在指揮、操縱。否則，六條龍又停留在什麽地方呢？“六龍安在”，這是反問句式，實際上否認了六龍存在的可能性，當然，羲和驅日也就荒誕不可信了。太陽運行，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又怎麽能夠與之同升共落？“徘徊”兩字用得極妙，太陽東升西落，猶如人之徘徊，多麽形象生動。在這一段中，詩人一連用了“似”、“安在”、“安得”這些不肯定、不確認的語詞，並且連用了兩個問句，這是有意提出問題，借以引起讀者的深省。詩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闡述而以反詰的方式提問，又使語氣變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間四句，是說草木的繁榮和雕落，萬物的興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規律的表現，它們自榮自落，榮既不用感謝誰，落也不用怨恨誰，因為根本不存在某個超自然的“神”在那裏主宰著四時的變化更叠。這四句詩是全篇的點題之處、核心所在。“草不”、“木不”兩句，連用兩個“不”字，加強了肯定的語氣，顯得果斷而有力。“誰揮鞭策驅四運”這一問，更增強氣勢。這個“誰”字尤其值得思索。是誰在鞭策四時的運轉呢？是羲和那樣的神嗎？讀者的註意力很快就被吸引到作者的回答上來了：“萬物興歇皆自然”。回答是斷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質樸剛勁，斬釘截鐵，給人以字字千鈞之感。
最後八句中，詩人首先連用了兩個詰問句，對傳說中駕馭太陽的羲和和揮退太陽的大力士魯陽公予以懷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麽會沈埋到浩渺無際的波濤之中去了呢？魯陽公呵魯陽公，你又有什麽能耐揮戈叫太陽停下來？這是屈原“天問”式的筆法，這裏，李白不僅繼承了屈原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於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單單是提出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回答問題。既然宇宙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那麽硬要違背這種自然規律（“逆道違天”），就必然是不真實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矯誣實多”）。照李白看來，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順應自然規律，同自然（即“元氣”，亦即“溟涬”）融為一體，混而為一，在精神上包羅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塊”）。人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就能夠達到與溟涬“齊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藝理論家在談到積極浪漫主義的時候，常常喜歡用三個“大”來概括其特點：口氣大、力氣大、才氣大。這種特點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李白詩中曾反復出現過關於大鵬、關於天馬、關於長江黃河和名山大嶺的巨大而宏偉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詩作比作交響樂的話，那麽這些宏大形象就是這支交響樂中主導的旋律，就是這支交響樂中非常突出的、經常再現的主題樂章。在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終跳躍著一個鮮活的靈魂，這，就是詩人自己的個性。詩人寫大鵬：“燀赫乎宇宙，憑陵乎昆侖，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大鵬賦》）；詩人寫天馬：“嘶青雲，振綠發”，“騰昆侖，歷西極”，“口噴紅光汗溝朱”，“曾陪時龍躍天衢”（《天馬歌》）。詩人所寫的山是：“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願乘泠風去，直出浮雲間”（《登太白峰》）；詩人所寫的水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裏瀉入胸懷間”（《贈裴十四》）。為什麽李白總愛寫宏偉巨大、不同凡響的自然形象，而在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這樣大的口氣，煥發著這樣大的力氣和才氣呢？讀了《日出入行》，我們總算找到了理解詩人的鑰匙──“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這是詩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自我形象。這個能與“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思想基礎。
有人認為，《日出入行》“似為求仙者發”（《唐宋詩醇》），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李白受老莊影響頗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潛心學道，夢想羽化登仙，享受長生之樂。但從這首詩看，他對這種“逆道違天”的思想和行動，是懷疑和否定的。他實際上用自己的詩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動。這正反映出詩人的矛盾心理。
這首詩，在表現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說理結合起來，既跳開了空泛的抒情，又規避了抽象的說理，而是情中見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發。詩中頻頻出現神話傳說，洋溢著濃郁而熱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而詩人則在對神話傳說中人事的辯駁、揶揄和否定的抒寫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輕輕點出，顯得十分自如、貼切，情和理契合無間。詩篇采用了雜言句式，從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靈活自如。其中又或問或答，波瀾起伏，表達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樣具有論辯性和說服力。整首詩讀來輕快、活潑而又不失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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