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
自無枝葉分，莫恐太陽偏。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蔔錢。
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
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
黃河清有日，白發黑無緣。
昨日北風寒，牽船浦裏安。
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
《啰唝曲六首》原文賞析
據晚唐範攄《雲溪友議》記述，劉采春是中唐時的一位女伶，擅長演唐代流行的參軍戲。元稹曾有一首《贈劉采春》詩，贊美她“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徊秀媚多”，“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就是《啰唝曲》。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九《樂曲》雲：“啰唝猶來羅。”“來羅”有盼望遠行人回來之意。據說，“采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泣”，可見當時此曲歌唱和流行的情況。《全唐詩》錄《啰唝曲》六首，以劉采春為作者，而元稹詩中只說她“能唱”，《雲溪友議》則說“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接著舉引了她所唱的歌詞七首，其中六首五言的與《全唐詩》所錄相同，另一首七言的卻是貞元年間詩人於鵠的《江南曲》。因此，這《啰唝曲》雖是劉采春所唱，卻不一定是她所作。胡應麟《詩藪》指出六首中的“四首，工甚，非晚唐調”，並說：“今系采春，非也。”此曲的作者是誰，不妨存疑，值得提出的是此曲在佳作如林的唐代詩壇上贏得了詩評家的推重。管世銘在《讀雪山房唐詩鈔》中說：“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緒之‘打起黃鶯兒’、……劉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蓋嘉運所進之‘北鬥七星高’，或天真爛漫，或寄意深微，雖使王維、李白為之，未能遠過。”潘德輿在《養一齋詩話》中更稱此曲為“天下之奇作”。這類當時民間流行的小唱，在文人詩篇之外，確實另有風貌，一幟別樹，以濃厚的民間氣息，給人以新奇之感。其寫作特色是：直敘其事，直表其意，直抒其情，在語言上脫口而出，不事雕琢，在手法上純用白描，全無烘托，而自饒姿韻，風味可掬，有司空圖《詩品》所說的“不取諸鄰”、“著手成春”之妙。
“不喜秦淮水”一首，表達的是因長期與夫婿分別而產生的閨思。這本是一個陳舊而常見的題材，但它卻於陳中見新，常中見奇，把想入非非的念頭、憨態橫生的口語寫入詩篇，使人讀詩如見人。這位少婦在獨處空閨、百無聊賴之際，想到夫婿的離去，一會怨水，一會恨船，既說“不喜”，又說“生憎”；想到離別之久，已說“經歲”，再說“經年”，好象是胡思亂想，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但卻情真意切，生動地傳出了閨中少婦的“天真爛漫”的神態，正如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所評：“‘不喜’、‘生憎’、‘經歲’、‘經年’，重復可笑，的是兒女子口角。”應當說，把離恨轉嫁給水和船的作品並非絕無僅有，例如晁補之在一首《憶少年》詞中曾怨“無情畫舸”，劉長卿在一首《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詩中也抱怨“江春不肯留行客”，但都不如這首詩之風韻天成，妙語生姿。
“莫作商人婦”一首，寫因盼歸不歸而產生的怨情，也就是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的意思。前一首怨水恨船，當然並不是真正怨恨所註，到這一首才點出真正怨恨的對象原來是她的夫婿，而夫婿之可怨恨，因為他是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說的“重利輕別離”的商人。商人去後，自然盼其歸來，而又不知歸期何日，就只有求助於占蔔。前面提到《雲溪友議》所舉劉采春的唱詞中有一首於鵠的《江南曲》，後兩句是“眾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蔔遠人”，也寫占蔔歸期。這裏用金釵代替金錢，想必為了取用便利，可見其占蔔之勤。而由於歸期無定，就又抱著隨時會突然歸來的希望，所以在占蔔的同時，還不免要“朝朝江口望”。但望了又望，帶來的只是失望，得到的只是“錯認幾人船”的結果。溫庭筠《望江南》詞“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柳永《八聲甘州》詞“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也都是寫錯認船。但這首詩所表達的感情更樸素，更真切。從全詩看，這位少婦既以金釵權當蔔錢，又朝朝江口守望，足以說明其望歸之切、期待之久，而錯認船後的失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年離別日”一首，寫夫婿逐利而去，行蹤無定。張潮有首《江南行》：“茨菇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所寫情事，與這首詩所寫有相似之處。“朝朝江口望”，一心望夫婿歸來，而不料愈行愈遠。這正是望而終於失望的原因，正是每次盼到船來以為是夫婿的歸船、卻總是空歡喜一場的原因。正如李鍈在《詩法易簡錄》中所分析：“桐廬已無歸期。今在廣州，去家益遠，歸期益無日矣。只淡淡敘事，而深情無盡。”長期分離，已經夠痛苦了；加上歸期難蔔，就更痛苦；再加以行蹤無定，愈行愈遠，是痛苦上又加痛苦。在這情況下，詩中人只有空閨長守，一任流年似水，青春空負，因而接著在下一首詩中不禁發出“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發黑無緣”的近乎絕望的悲嘆了。
隨著唐代商業的發達，嫁作商人婦的少女越來越多，因而有《啰唝曲》之類的作品出現，而閨婦、行人之所以聽到此曲“莫不漣泣”，正因為它寫的是一個有社會意義的題材，寫出了商人家庭的矛盾和苦悶。
（陳邦炎）来自lookup.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