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其五》原文賞析
對生命本真狀態的真切體念 ——《結廬在人境》意象剖析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學派認為，人的心靈深處有一個“本我”，還有一個“超我”。“本我”，就是老子哲學中的歸根反本，它擺脫了文化符號的異化與扭曲，如嬰兒自然而和諧的生命的本來面目，它接近於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所標舉的生命的本真狀態。“超我”則是社會文化塑造，特立而成自我，是存在於社會現實中，充當種種特定的社會角色，按照群體規範和要求行動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是一對矛盾，和諧地統一在人的靈魂深處。一時“本我”占據上風，一時“超我”表現明顯。“超我”和“本我”的交錯呈現，顯示了人在不同時期裏的不同行為表現甚至整個人生追求。放眼封建時代，許多文人在妥協世俗、擴展生命以用世；努力追求“超我”的同時，其實內心深處也時時流露出對險惡官場及叵測社會的厭棄，在竭盡心機地回歸“本我”，力所能及地體念著生命的本真狀態，如竹林七賢、謝靈運、陶淵明、李白、王維、蘇軾等，但其中在追求“本我”道路上走得最遠的，對這一狀態體念得最真切的，恐怕要數陶淵明了。陶氏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那麽徹底。他的這一出世心態在他的許多詩篇中均有所表露，在《飲酒》系列中尤其發揮到了極致。本文便以《結廬在人境》為例略作闡釋。
《結廬在人境》一詩，是陶淵明詩歌意象的頂峰。在這首詩中，“本我”擺脫了“超我”的糾纏，澄明無礙地存在於詩歌意象中。“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種“遠”與“靜”的境界是“本我”戰勝“超我”後才可能出現的。“心遠”並不僅僅是因為“地偏”，最關鍵的恐怕還是陶氏在心靈上的真正忘世，倘若心為物役，塵根未了，則即使身處“無車馬喧”的偏地，也仍然會為凡事俗情所羈絆，像唐朝王維輩那樣像模像樣地隱居終南，但他心裏圖的依然是那條加官晉爵的捷徑。在王維身上，“本我”僅僅是追求“超我”的一種手段。而陶淵明則完全不同，他的“超我”已然被排斥在心靈之外，“本我”即生命的本真已呈現出一種完完全全的展開狀態。這個時候，不管形體在田園還是在鬧市，“心遠地自偏”，這種澄明無礙、自由自在的心靈使萬物都展現出寧靜悠遠的情韻。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至此，詩人與“本我”融為一體。采菊的陶淵明，已是解脫了各種塵世紛擾，以生命本真狀態呈現的陶淵明了。他心靈的悠然空明，投射在菊花與南山的意象中。他的整個身心已融入山氣和美麗的夕陽之中，又似乎化作了飛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翺翔。如此心平氣和、心無旁騖地與大自然相承合，體味著大自然本身無窮的韻味。在這種觀照中，物是原態的，心是寧靜的，心物交匯在內心裏，在和諧意識中，認認真真地進入了一種物我同一的“忘我”狀態。
前四句，詩人擺脫“超我”從世俗回歸自然；中間四句，詩人又以一種超脫虛靜的心態，真切地體念著生命的本真狀態；到了最後兩句，詩人則更似乎進入了一種神情恍惚、虛無縹緲的仙幻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所謂的“真意”即是對回歸生命本真的體念與感受。這種體念與感受想要說但說不出來。古人說得好，“得意必忘言”，已然得了“真意”的陶氏，合情合理地“忘言”，絕不是故作高深，只是這種感受確實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這首詩中無酒，詩人卻將其歸入飲酒二十首，且成為其中冠冕，原因就在於其意象的捕捉與構成具有直覺無意識的酒神精神的特點。誠如古人所說：“這首詩意象構成中景與意會，全在一偶然無心上。‘采菊’二句，俱偶爾之興味，東籬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見，亦是偶爾湊趣。山且無意而見，菊豈有意而采，……山中飛鳥，為日夕而歸，……但其歸也，適值吾見南山之時，……此亦偶湊之趣也。……其一點‘真意’，乃千聖不傳之秘，即道書千卷，佛經完萬葉，猶不能盡厥蘊，故但以‘欲辯已忘言’五字喝斷‘此中有真意’之間。雖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東籬’雲乎?”“偶爾之興味”，即審美的直覺無意識狀態。從此狀態中蛻化而出的詩歌意象，才能獲得“境在寰中，神遊象外”的悠遠不盡的意味。這偶然無心的情與景會，正是詩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時其空明無礙的本真之境的無意識投射。這裏，相與歸還的鳥兒和悅欣慰，它們沒有了仿徨，沒有了迷茫，也沒有了離群之悲傷。它們投射著詩人擺脫“超我”的孤獨迷惘後，精神獲得巨大的歸屬和依托感，從而呈現出自由而寧靜歡暢的心情。
對生命本真狀態的真心體念是這首詩真意之所在，也是《飲酒》詩及陶淵明詩歌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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