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小传
楊萬裏(1127-1206) 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曾任太常博士、廣東提點刑獄、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秘書監等。主張抗金,正直敢言。寧宗時因奸相專權辭官居家,終憂憤而死。詩與尤袤、範成大、陸遊齊名,稱南宋四家。構思新巧,語言通俗明暢,自成一家,時稱“誠齋體”。其詞風格清新、活潑自然,與詩相近。著有《誠齋集》。
杨万里作品評述
楊萬裏(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有“誠齋集”。南宋時所推重的“中興四大詩人”是尤袤、楊萬裏、範成大和陸遊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楊和陸的聲名尤其大,儼然等於唐詩裏的李白和杜甫。不過,十個指頭也有長短,同時齊名的兩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總會分出個高低。宋代以後,楊萬裏的讀者不但遠少於陸遊的,而且比起範成大的來也數目上不如。在當時,楊萬裏卻是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創辟了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襯得陸和範的風格都保守或者穩健。因此嚴羽“滄浪詩話”的“詩體”節裏只舉出“楊誠齋體”,沒說起“陸放翁體”或“範石湖體”。
楊萬裏的創作經歷見於“江湖集”和“荊溪集”的自序。據他說,他最初學江西派,後來學王安石的絕句,又轉而學晚唐人的絕句,最後“忽若有悟”,誰也不學,“步後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余詩材”,從此作詩非常容易。同時人也贊嘆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領。這一段話可以分三方面來申說。
第一、楊萬裏和江西派。江西詩一成了宗派,李格非、葉夢得等人就討厭它“腐熟竊襲”、“死聲活氣”、“以艱深之詞文之”、“字字剽竊”。楊萬裏的老師王庭珪也是反對江西派的,雖然他和葉夢得一樣,很喜歡黃庭堅。楊萬裏對江西派的批評沒有明說,從他的創作看來,大概也是不很滿意那幾點,所以他不掉書袋,廢除古典,真能夠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語。不過他對黃庭堅、陳師道始終佩服,雖說把受江西派影響的“少作千余”都燒掉了,江西派的習氣也始終不曾除根,有機會就要發作;他六十歲以後,不但為江西派的總集作序,還要增補呂本中的“宗派圖”,來個“江西續派”,而且認為江西派好比“南宗禪”,是詩裏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裏,並非無稽之談。我們進一步的追究,就發現楊萬裏的詩跟黃庭堅的詩雖然一個是輕松明白,點綴些俗語常談,一個是引經據典,博奧艱深,可是楊萬裏在理論上並沒有跳出黃庭堅所謂“無字無來處”的圈套。請看他自己的話:“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取熔,乃可因承爾,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裏許’‘若個’之類是也。……彼固未肯引裏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列也。這恰好符合陳長方的記載:“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魯直作詩法也”。換句話說,楊萬裏對俗語常談還是很勢利的,並不平等看待、廣泛吸收;他只肯挑選牌子老、來頭大的口語,晉唐以來詩人文人用過的──至少是正史、小說、禪宗語錄記載著的──口語。他誠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語都有出典,是白話裏比較“古雅”的部分。讀者只看見他瀟灑自由,不知道他這樣謹嚴不馬虎,好比我們碰見一個老於世故的交際家,只覺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一點兒不含糊。這就像唐僧寒山的詩,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誇口說:“我詩合典雅”,後來的學者也發現他的詞句“涉獵廣博”。
第二、楊萬裏和晚唐詩。他說自己學江西派學膩了,就改學王安石的絕句,然後過渡到晚唐人的絕句。我們知道,黃庭堅是極瞧不起晚唐詩的:“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共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所以一個學江西體的詩人先得反對晚唐詩;不過,假如他學膩了江西體而要另找門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鐘擺運動的規律,趨向於晚唐詩人。楊萬裏說:“詩非文比也……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維雋之文,於是隱括其偉辭以為詩”。這透露了他轉變的理由,可以借劉克莊的話來做註腳:“古詩出於情性,今詩出於記聞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帙,劃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為‘晚唐體’”。除掉李商隱、溫庭筠、皮日休、陸龜蒙等以外,晚唐詩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絕句又是五七言詩裏最不宜“繁縟”的體裁,就像溫、李、皮、陸等人的絕句也比他們的古體律體來得清空;在講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詩裏,絕句也比較明凈。楊萬裏顯然想把空靈輕快的晚唐絕句作為醫救填飽塞滿的江西體的藥。前面講過徐俯想擺脫江西派而寫“平易自然”的詩,他就說:“荊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個想脫離江西派的詩人韓駒也說:“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見他們都跟楊萬裏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黃庭堅定下的鐵案。從楊萬裏起,宋詩就割分江西體和晚唐體兩派,這一點在評述“四靈”的時候還要細講。他不像“四靈”那樣又狹隘又呆板的學晚唐一兩個作家的詩:他欣賞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陸龜蒙,甚至有黃滔和李鹹用,而且他也並不模仿他們,只是借他們的幫助,承他們的啟示,從江西派的窠臼裏解脫出來。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潑自然的詩,所以他後來只要發現誰有這種風格,他就喜歡,不管是晉代的陶潛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張耒。
第三、楊萬裏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呂本中提出來的口號,意思是要詩人又不破壞規矩,又能夠變化不測,給讀者以圓轉而“不費力”的印象。楊萬裏所謂“活法”當然也包含這種規律和自由的統一,但是還不僅如此。根據他的實踐以及“萬象畢來”、“生擒活捉”等話看來,可以說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系,要恢復耳目觀感的天真狀態。古代作家言情寫景的好句或者古人處在人生各種境地的有名軼事,都可以變成後世詩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鏡,或者竟離間了他們和現實的親密關系,支配了他們觀察的角度,限止了他們感受的範圍,使他們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們仿佛掛上口罩去聞東西,戴了手套去摸東西。譬如賞月作詩,他們不寫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給古代的名句佳話牢籠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對月或者張生的西廂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們的心眼喪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觸得不親切,也就不覺得它們新鮮,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寫來印證和拍合,不是“樂莫樂兮新相知”而祇是“他鄉遇故知”。六朝以來許多詩歌常使我們懷疑:作者真的領略到詩裏所寫的情景呢?還是他記性好,想起了關於這個情景的成語古典呢?沈約“宋書”卷六十七說:“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鍾嶸“詩品”也說過:“‘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楊萬裏也悟到這個道理,不讓活潑潑的事物做死書的犧牲品,把多看了古書而在眼睛上長的那層膜刮掉,用敏捷靈巧的手法,描寫了形形色色從沒描寫過以及很難描寫的景象,因此姜夔稱贊他說:“處處山川怕見君”──怕落在他眼睛裏,給他無微不至的刻劃在詩裏。這一類的作品在楊萬裏現存的詩裏一開頭就很多,也正像江西體在他晚年的詩裏還出現一樣;他把自己的創作講得來層次過於整齊劃一,跟實際有點兒參差不合。
揚萬裏的主要興趣是天然景物,關心國事的作品遠不及陸遊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範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內容上見得瑣屑。他的詩多聰明、很省力、很有風趣,可是不能沁入心靈;他那種一揮而就的“即景”寫法也害他寫了許多草率的作品。
--錢鐘書<宋詩選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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